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
2018-04-12 11:56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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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条件之一,是对彼此的战略定位:朋友,敌人还是伙伴。这构成了中美战略决策者解读对方特定行为与政策背后的“真实目的”的心理基础。

一意孤行可能失控——新瓶装旧酒,行吗?

延续冷战思维——中美战略信任受到损害

2月17日,距离希拉里第二次“互联网自由”演说仅仅48小时,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利伯曼与参议员科林斯、卡珀联名提交了修正后的信息安全法案,这份名为《信息安全与互联网自由法》的议案对2010年引发争议的《2010保护作为国家财产信息空间法》做了字面上的修正:在“禁止”总统“关闭”互联网的同时,授权总统可以宣布“信息空间的紧急状态”,在此状态下,政府可以部分接管或禁止对部分站点的访问。

就中美关系而言,“互联网自由”战略为中美关系带来了非传统的不确定因素:有可能从心理与认知层面,损害对于保持中美关系长期稳定至关重要的战略信任。

从全球互联网空间来看,美国的“互联网自由战略”,与网络空间诸多新行为之间,存在彼此追赶和相互影响的关系。就某种意义而言,在特定地区和时间,比如今时今日的中东地区,美国的“互联网自由战略”在“双重标准”问题上受到极大的挑战。一个后果是,亲美国但在互联网管理上不那么“自由”的盟国,比如沙特阿拉伯,面临来自民众和媒体更大的压力:美国都说了要“互联网自由”的,你作为盟友怎么不跟上呢?可以想见,受到示范样本鼓舞,热衷“互联网自由”的活动分子将因此获得更强的驱动力。但对美国来说,这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。

就这点来说,美国强势推出“互联网自由”战略,并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客观后果,就是损害“互联网自由”这个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。

一如此项法案的批评者所指出的,尽管用“互联网自由”作为标签,但该法案所试图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,正是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“紧急状态”下已经行使过的“权力”:关闭互联网,尽管法案内使用的措辞是“部分站点”和“特殊情况”。换言之,美国自身也无法保证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,都将把近似不受限制地实现信息自由流动作为第一优先的目标。

回到“互联网自由”这一标签所蕴含的价值层面来看,工具性运用“互联网自由”这个概念的后果,就是损害了“互联网自由”的基础。早在2010年9月,突尼斯的一位网络活动分子就在其撰写的长篇博文《互联网自由的悖论与阿拉伯世界的网络活动主义》中点明,必须与来自美国政府的“帮助”保持距离,以免被贴上“外国政府代理人”的标签。

总体来看,美国的“互联网自由”战略,是主权国家在信息时代,面对开放环境下非国家行为体与新技术联合冲击所做出的一种回应。但坦率地说,美国“互联网自由战略”制定过程中暴露出的,是形成并定型于现代性的国家行为体的思维定势,与具有后现代特征的、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空间行为逻辑发生的激烈对撞:互联网基本上是不可能被单一国家主导和控制的,谋求这种主导和控制的后果,是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。从这个意义引申开,今日世界经历的,可能是一场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序幕,如果想要有效应对,必须做出真正的变革与创新,而不是用信息技术的新瓶子,去装冷战时代留下的旧酒。(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博士)

从本质上来说,“互联网自由”战略是延续冷战时期以来两大阵营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、渗透游戏的网络翻版。撇开漂浮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泡沫,美国推进“互联网自由”,“帮助”网络活动分子,提供官方翻墙软件的目标,与当初设立自由欧洲广播电台、美国之音等从事颠覆性报道的短波广播,并无本质区别。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,中国如何能够确信,一个采取旨在颠覆中国政权行动的美国,对中国是友好的?中国如何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,即在信息空间保持“敌对”状态,而在其他问题,比如维持美元稳定上中国有必要,甚至有“义务”保持对美国的“友好”状态?

允放火禁点灯——显而易见的“双重标准”

这种强调美国主导或者更加直白地说,美国行政部门主导的“互联网自由”,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:不仅依据远近亲疏,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待遇;美国自己在言辞和行动上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悖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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